“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其实，早在两宋时期“一带一路”就已经形成规模，并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陆上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连接亚欧各国的陆上贸易通道。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地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而两宋时期正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最快的时期。

纵观数千年的古代史不难看出，大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两宋时期的人口已达到1亿多人，耕地达到了7.2亿亩。北宋神宗熙宁十年，即公元1077年，国库收入为7000多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多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时期，国库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样的税收连明清两朝都难以企及。可以说，这些成就都离不开“一带一路”带来的丰厚红利。

举国开放：建立十分完备的对外贸易体系

大宋王朝是一个对外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的朝代，除了《宋史》记载的高丽、日本、占城、真腊等邻近的亚洲国家之外，还与中东和非洲部分国家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交易的国家多达100多个。宋朝虽然没有唐朝那样广袤的疆域，但是朝野上下却拥有“四夷宾服”的美好愿景。为此，宋朝制定了“来则不拒，去则不追”的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并且建立了一整套十分完备的举国开放对外贸易体系。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区，但是宋朝北方周边地区却在西夏、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管理之下，并时常发生边境冲突。北宋雍熙年间，宋太宗为了收复北部燕云十六州决定北伐，但是这场战争最后却以失败告终。随着雍熙北伐的失败，朝廷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采取防守之势。虽然此时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有所缩减，但是北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都在边地设立了贸易市场，称为榷场。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都曾发现过两宋时期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过这一时期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这些少数民族地区。

在此同时，南方的海上贸易突飞猛进，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规模，这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北宋开宝四年，即公元971年，宋朝首先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专门掌管海外贸易的各种事务，逐渐加强了对市舶贸易的管理。以后，朝廷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秀州的华亭县设置了市舶司或市舶务。南宋时期，朝廷又增设了温州、江阴两处市舶务。

元丰年间，即公元1078至1085年，宋朝制定了“元丰市舶法则”。这是我国市舶制度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则。“元丰市舶法则”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朝廷对市舶贸易的直接管辖,同时也保障了民间商人对外贸易的合法化。在管理海外贸易的过程中，宋朝采取鼓励与控制相结合，以及相对合理稳定的税收政策及抽买政策，既能增加朝廷应有的收入，又能保障外商来中国贸易的利益。这样极大地促进了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大宋王朝成为对外贸易最开放的王朝。

在制定并完善市舶法的基础上，宋朝还采取了许多“招诱安存之”的对外招商措施，以扩大外贸的规模、促进外贸的发展，诸如建立迎送、奖励、犒劳等接待外商条例。对于招商引资成绩显著的人员，由市舶司报奏，朝廷批准给予补官褒奖。对于各国来华使臣，宋朝都给予较高规格的接待,还赐以服饰、礼品，甚至授以官爵。如果商船遭受灾祸，宋朝也会采取各种拯救措施，并使之法律化，以解除外商的后顾之忧。这使前来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和外商船舶数量与日俱增。

为了进一步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宋朝皇帝还亲自派人到海外进行招商引资。北宋雍熙四年，即公元987年，宋太宗赵光义“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南宋时期，宋高宗赵构也曾亲自过问过对外贸易事务。他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与海外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是大宋王朝的“旧法”。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女子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宋高宗得知这个消息后，便诏令有关地方官员“劝诱亚里归国”。让蒲亚里回到自己国家后继续经商，并能够招揽蕃商，来中国“往来于运香货”。

宋朝皇帝率先垂范招商引资，地方官员也纷纷走出国门积极招揽外商，“勾招进奉”，国内商人更是踊跃地前往南洋诸国去“博买物货”，建立经济贸易联系。与此同时，朝廷在外商集中的广州港和泉州港设置“蕃坊”,挑选有威望的外商担任蕃长,并授予相应的官衔。蕃长负责管理蕃坊内部事务，召集外商来华贸易。此外，朝廷还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蕃市,以便于外商在华进行贸易活动。

为了确保海上贸易的畅通和经商人员的安全，严厉打击海盗，宋朝在广州、泉州等港口设立有“望舶巡检司”，在主要航道上“置寨兵护航”。广东近海的溽洲岛，就有寨兵哨望、守卫。外国商船每次来到溽洲岛附近的海域，“则相庆贺”，因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每一年，当来华贸易的商船准备离港归国时，宋朝的市舶司都会拨一笔钱款设宴相送，请他们明年继续来华进行贸易。在宴会上，“番汉纲首、作头、梢工人等，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

万国通商：打造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的时期

纵观数千年的古代史，中国历代王朝与西域各国、海外诸邦的经济贸易关系大体上有两种方式，即朝贡贸易方式与互市贸易方式。朝贡贸易就是西域各国和海外诸邦向中国王朝纳贡，中国王朝给予他们回赐。然而，回赐的商品其价值要远远大于朝廷收到的贡品，他们在政治上表示臣服，但在经济上则得到了巨大的实惠。也就是说，朝贡贸易可以满足中国王朝的政治虚荣心，而在经济收益上则是得不偿失的。这样的情况在盛唐时期屡见不鲜。“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是唐朝大诗人王维在《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的诗句，其正是唐朝时期的中国享受着四海臣服、万国来朝的政治荣耀的真实历史写照。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

不过，这样的朝贡贸易局面在北宋时期便悄然发生了变化。宋朝朝廷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做法，严格限制海外诸邦朝贡贸易。而南宋时期，对于朝贡贸易管理则更加严厉。宋高宗赵构就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而“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宋孝宗赵昚对朝贡贸易更是严令回绝：“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原来，外国来华朝贡贸易冲击了民间互市的贸易总量，严重影响到了朝廷的财政税收。

由于宋朝严格限制朝贡贸易而大力鼓励民间互市贸易，这让外商大受鼓舞。一时间，海外诸邦商船云集于中国南方各大港口，帆影蔽日，蔚为壮观。曾官至朝廷副相的北宋进士李邴在《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一诗中有“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诗句，描绘的正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靓丽的风景。显然，宋朝的“万国通商”要比唐朝的“万国来朝”更具有开放的大格局。

南宋时期，举国通商体制下的民间贸易更加繁荣兴旺。当时有一首名为《广州歌》的诗词就写出了南宋时期广州外贸的繁荣兴旺的万千气象：“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语声咿哑。苛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户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开管弦。良辰吉日天气好，翡翠明珠照烟岛。”这说的是广州内港西澳一带,商贾云集，船舶蚁聚，珠宝珍奇，香料异物，堆积如山，一派“商舶是脉，南北其风……珠水溶溶，徒集景丛”的国际贸易繁华景象。

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给宋朝各地的市场带来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尤其是在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的贸易市场上，更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其中，有波斯的地毯，天竺的玉器，朝鲜的金器、银器、人参，日本的笔墨、折扇、宝刀，交趾和占城的驯象、驯犀、象牙，三佛齐的琉璃器、琥珀、金刚钻，蒲端和安南的龙脑、乳香，大食的珍珠、通犀，还有大宛的汗血宝马，可谓是应有尽有，数不胜数。

在海外商人纷至沓来开展商品贸易的同时，更多的中国商人扬帆远航，开辟海外贸易市场。一方面，在继续发展丝绸、茶叶的海外贸易；另一方面，大力开辟“海上陶瓷之路”，使宋朝的“五大名瓷”一时间誉满全球。这样，中国丝绸、陶瓷、茶叶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最热销的“三大件”。据不完全统计，除了“三大件”外，宋朝出口货物多达400多种，其中有宝石、工艺品和布匹、皮货、杂货、药材等生活日用商品。

海上丝绸之路为大宋王朝带来了十分可观的红利，尤其是北宋中叶以后，海外贸易的收入一直占宋朝全年收入的很大比重，北宋时期进出口贸易总额最高的年份则超过2300万贯文，南宋时期的绍兴年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更是高达3800万贯文，市舶税收岁达200万贯文，超过了北宋时期治平年间市舶税收岁入63万贯文的两倍多。对此，宋高宗曾慨叹道：“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

海运发达：开创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两宋时期上连隋唐五代、下接元明清三朝，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究其主要原因，宋朝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海外交通的发达为宋朝对外贸易的繁荣兴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表现在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沿海港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大吨位海船的横空出世，海外贸易范围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造船技术的提高及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逐渐取代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贸易成为宋朝对外贸易的重心，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前代，开创了古代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纵观中国古代史不难看出，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同时其也首开海外贸易大发展的历史先河。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鼓励、管理对外贸易，因此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方面无不打上了海外贸易的深刻烙印，而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深受影响。与此同时，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不断受到冲击，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交通、市场、农业、手工业、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进步与变迁，加速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步伐。这样，海上丝绸之路便成为大宋王朝对外贸易的主渠道。

泉州宋代市舶司遗址

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兴起推动着中国沿海港口的迅速发展。由于对外贸易大发展的需要，宋朝官府管辖的贸易港口不断增加，到南宋时期已经发展到了广州港、泉州港、明州港、杭州港、密州港等20多处港口。而从长江和大运河出海的通商主要港口群也初具规模，其中以南京港最为繁华。

两宋时期也是古代造船业的大发展时期。北宋真宗年间，官府营造的漕运船只年产量高达2000多艘。南宋时期的造船业发展更为迅速，据《宋会要·食货》记载，当时两浙路造船最多，南宋时仅温、明二州每年就要造船600艘。东南沿海的主要海港都有发达的造船业，所造海船载重量大，速度快，航行稳，船板厚，船舱密隔，能够调节航向。宋朝船舶载重量之大、抗风浪性能之佳，都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

两宋时期不但海船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吨位也不断增大。当时出使高丽的客舟和神舟规模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宋朝使臣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述说，客舟“其长十余丈，深三丈， 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晕赫皇华，震慑夷狄，超冠今古”。吴自牧在《梦梁录》中也说，当时海船十分庞大、每艘可乘五六百人以上。据有关史料记载，两宋时期出海商船的吨位之大，数量之多，皆为当时的世界之最。宋朝最大的海船已超过300吨，而几百年后西方著名航海家哥伦布的最大航船才达到120吨。

海运业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开创了中国在古代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不仅让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走得更远，海外贸易的区域也更为扩大，而且也使宋朝人对海外的地理概念比前人更加完整清晰。当时专门记载海外情况的著作就有《海外诸善地理图》、《诸蕃图》、《诸蕃志》、《岭外代答》等好几部，其中对非洲的记述比前代更为详细与广博。因此，宋朝与中南半岛、南海诸国、大食诸国、西亚诸国的贸易比前代更为红火，与高丽、日本的来往也比前代更为密切，高丽和日本也都建有专门对中国进行贸易的港口。而采用指南针导航的中国庞大海船，穿过印度洋远达中东西亚与东非北非地区，成为浩瀚印度洋上最为壮丽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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